在希腊的这出悲剧中，讽刺成分过多。也许，最大的讽刺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起草了关于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时，正是德国对“不救助”条款坚持不下。2010年希腊违约时，原本可以避免使希腊的财政困难升级成为欧盟层面上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也不例外。但是，德国和法国并不想那样。这两个国家担心，他们的银行已经担负了一直在高增长的希腊债务，此事会使银行雪上加霜，进而危及本已很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旧债不可能得到偿还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新的债务。希腊的经济可持续性牺牲在了欧洲金融稳定的祭坛上。

希腊没有向其债权人提出债务减记要求，但这样做依然还不够。其原因就在于，随着第一次对希腊的救助而产生的经济紧缩，已经把经济推向了下滑的深渊。在过去的七年中，国内总产值（GDP）一直在下滑；与2007年相比，各年度的实际GDP水平差异，达到了惊人的135%。（我是从Charles Wyplosz那里得到这一估值的，这个数字比年度GDP变化更能说明希腊陷得有多深）虽然削减了希腊的债务，但是希腊的GDP却下滑得更快了。希腊成了反对财政紧缩理由的形象代表。

1、违约的利益

当一个国家陷入财政混乱时，违约就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其目的不是要惩罚债权人，而是要让这个国家迅速重返资本市场。违约所带来的耻辱常常会催生新的政治领导力量，进而为新的财政承诺提供可信度。在违约的阴影笼罩下，债权人和债务人都更加谨慎行事。从财政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国际货币通常会在违约后很快地返回，所涉及的潜在原因众多。如果一个国家很小，对国际投资组合也没有什么兴趣，那么，即便受到忽视，也不会遭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返回的时间就会拖长。债务危机还让债务人滋生了一种不屑一顾的心理，认为可以把外国债权人掌控于股掌之中。

欧洲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为了创建一个单一的金融体系，欧洲中央银行（ECB）在对待各成员国时就有必要保持大体上一视同仁的态度。但是，如果出现国家违约，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在违约之前，各家银行会把这个问题缠身的主权国家的全部债券都转移给欧洲中央银行，然后再持有相同流动性的其它主权债券。这样一来，违约时，持有债务的就是欧洲中央银行了，而对债权人和债务人没有任何约束，进而迫使其他成员国向欧洲中央银行补充资本。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官员们提出，如果违约，就相当于离开欧元区；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经济要求或者法律要求。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欧洲中央银行要运行一个政府债务减计系统，专门针对根据信用等级而发行的欧盟主权债券的流动性，这件事已经有模样了。但在现实中，这是一个怪圈，因为信用等级也是信用评级机构根据欧洲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的意愿而评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窍门就在于，要把债务减记与债务可持续性的独立评判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又不能过于直接而对债务可持续性本身构成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可对流动性进行竞拍，竞拍的金额最高可达潜在GDP（而非实际GDP）的60%。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当实际GDP低于潜在GDP时，流动性就不会也跟着无助地下滑。在经济繁荣期，情况正好相反，有利于抑制流动性。计算潜在GDP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必须这样逐渐行动起来，而且这种计算也不要求十分精确。如此一来，还会引入比现行做法更具约束力的财政纪律。

2、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不足

希腊危机的核心实际上是欧洲中央银行的一种设计缺陷。危机事件的最近进展，非但没有使这种缺陷得到纠正，反而使欧盟接近崩溃的边缘；而认为希腊不可靠、德国严守规则的经济谎言，又为此火上浇油。实际上，在遵守那些不可能遵守的规则方面，希腊已经做到尽其所能了。在前所未有的GDP崩溃过程中，财政赤字已经从GDP的15.6%大幅度削减到了2.5%，削减幅度比其它任何欧盟国家都大。尽管失业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公共领域的裁员幅度还是达到了25%，共计裁员250000人。希腊的退休年龄也从欧洲的最低提高到最高之一，比德国和法国还高。

反倒是德国多次未能遵守规则。不救助条款原本可以用来保护银行，但德国把这个条款否掉了。在其2002年至2004年的经济衰退期，德国曾多次对“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冷嘲热讽。与实力强大的大型经济体相比，实力弱小的小型经济体自然要面临更大的纪律约束。国际条约的实质要点就是要约束大经济体，以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秩序，让所有经济体都能从中获益。欧盟的历史和目标都是要把大型经济体紧紧地关在相互关系这个圈子中。那些感到德国的扩大对此构成风险的人，被认为是陷入了历史的堑壕，但是这些人的观点也许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