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加坡银行业的严监管措施已经开始影响我的投资与日常生活。”对面坐着的张总（化名）无奈地说道。他是一位八年前移居新加坡的国内富豪。

不只是他，近期许多新加坡的富豪们都感到颇为苦恼，因为他们正面临着来自银行和政府前所未有的严格审查。这其中，尤其让那些具有中国背景的富豪们倍感困扰。这一系列变化的起因是去年发生的一起重大洗钱案件，导致金融监管政策显著收紧。然而，背后反映的是财富的大规模迁移及其引发的问题。

金融监管的加强

2023年8月，新加坡成功侦破了一起涉及22亿美元（约合160亿人民币）的洗钱案件，这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洗钱案之一。在新加坡从事投资的王总（化名）表示：“这些曝光的金额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涉案人员均为福建籍人士，持有塞浦路斯、柬埔寨、瓦努阿图等小国的护照。被查封的资产包括5000多万美元（约3.6亿人民币）现金、10亿美元（约72亿人民币）银行存款、多种虚拟货币以及上百处房产。另有海外媒体披露，该团伙在迪拜拥有超过100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亿美元（约7亿人民币）。

新加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政治稳定性、健全的法律体系、发达的商业网络、较低的税率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者，被誉为“投资圣地，移居天堂”。

根据伦敦投资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调查，仅2023年就有大约3500名拥有超过800万新元（约4300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人士移居新加坡。2023年《CEOWORLD》杂志发布的富豪榜显示，新加坡首富为中国迈瑞医疗的董事长李西廷。富豪榜前十位中仅有两位是新加坡本地人，其余均为新移民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

正当大量合法投资涌入新加坡的同时，一些不明来源的资金也乘机混入。王总分析指出，随着大量资金的涌入，“其中不乏非法资金，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其合法化，例如设立空壳家族办公室、购买虚假服务、利用多家空壳公司进行资金流转、设立第三方账户以规避申报门槛，以及利用数字货币和艺术品进行洗钱等。”

这些情况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关注，为此制定了多项法规，如《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法》和《受控物品和服务管理法》，要求金融机构执行客户尽职调查、监控和报告可疑交易、保存交易记录等，以预防和打击洗钱活动。金融管理局（MAS）等监管机构也加大了现场检查和审计的力度。

这直接导致新加坡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幅度加强了对客户的审查，特别是那些持有瓦努阿图、多米尼克、柬埔寨、塞浦路斯等小国护照，且原籍为中国的人士。

新加坡不仅清理了不活跃的家族办公室，还对新设家族办公室的审查变得更加严格，要求提供详细信息，并至少将10%或1000万新元（约5500万人民币）投资于当地项目。家族办公室的审批时间从不到6个月延长至至少18个月。在去年的洗钱案中，涉及多家家族办公室和注册代理机构，其中一些注册申报代理已被政府吊销执照。

受困扰的中国富豪

从长远角度看，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和审查是必要的，但过于严格的审查已经严重干扰了在新加坡合法投资的富豪们的日常运作，而他们是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

新加坡的银行开始对所有富豪的账户和资金流动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家族办公室、信托基金、股票、证券、数字货币、公司账户和个人账户等，并要求穿透所有相关的利益关系，直至最终受益人。被抽查的对象需要对所有交易流水和每一笔款项的情况作出详细解释。

张总（化名）已在新加坡居住八年，其名下的投资业务涵盖了家族办公室、信托基金、股票、房产、数字货币等多个领域。

自新加坡金融监管加强后，他在国内外的投资活动受到了显著影响。例如，他曾计划对迪拜的一个项目进行投资，但由于新加坡银行的资金被视为敏感，迪拜方面暂时无法接受这笔资金。

他还曾试图从香港的个人账户向新加坡的个人账户转账一笔资金，随后再转往英国，但这引发了银行的质疑。实际上，决定投资英国是在转账之后做出的。

张总名下拥有多家公司和个人账户，其中一个账户的资金来源于投资美股的收益。银行要求他提供明确的流水记录以证明资金的合法性。然而，由于交易记录过多，难以逐一证明资金来源，银行要求他亲自到银行网点登录账户，全程录屏以证明资金的合法性，否则账户可能会被冻结甚至关闭。

张总有一位中国籍富豪朋友希望他能介绍一位熟悉的新加坡银行客户经理，仅是咨询开户事宜，但这位通常热情的银行经理却果断拒绝了请求，“目前无法开户，也不适合咨询。”

一位专门从事新加坡公司注册的中介表示，“现在想要开设公司的对公账户几乎不可能，尤其是那些没有实体办公室、没有实际运营的壳公司。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先开立一个虚拟账户过渡，但能否最终获批开设对公银行账户仍是未知数。”

这种困扰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长杨莉明表示，“大多数人都不是洗钱分子或罪犯。如果规定制定得过于严格，大多数无辜的申请者将会受到不必要的影响，而真正的不法分子仍然能找到漏洞。”

资金回流香港

然而，目前看来监管政策仍在持续收紧。今年3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针对家族办公室及相关工作人员出台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收紧了富豪获取永久居留权的规定。6月，新加坡财政部、内政部、金融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国家资产追回策略》，规定政府有权“追讨、没收、返还非法犯罪所得”。

这些变化引发了许多原本打算投资并移民新加坡的富豪的担忧，他们开始寻找其他选择，其中香港成为了备选之一。

在新加坡加强监管的同时，香港开始积极吸引全球投资者。2023年，香港发布了《有关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进一步增加了税收优惠，优化了居留制度，以吸引更多家族办公室选择香港。这些措施初见成效。

据财新网报道，预计有5-10%原本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转向香港。根据New World Wealth及移民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数据，2024年香港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近五年来首次出现回流趋势。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2023年香港财富管理资产增长了2.1%，达到31万亿港币（约28万亿人民币），其中私人银行资金净流入增长340%，达到3900亿港币（约3550亿人民币）。此外，大额保险产品的销量在2024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了63%。

迪拜也加入了这场竞争。在迪拜，家族企业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占阿联酋GDP的60%、私营企业的90%。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和支持家族企业的持续盈利和发展。

这吸引了部分家族办公室转向迪拜。2024年1月，新加坡的联合家族办公室昇世集团（Wrise）在迪拜设立了办事处；另一家联合家族办公室Farro Capital也在2023年12月在迪拜设立了区域总部。截至2023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已有超过440个注册基金和超过600家家族企业。尽管目前迪拜的家族办公室规模无法与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但它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