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加坡标志性的鱼尾狮雕塑旁望向滨海湾，最显眼的建筑便是顶部宛如一条大船的滨海湾金沙（Marina Bay Sands）。金沙不仅以其豪华酒店、商场和楼顶的无边泳池闻名，更因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庭赌场而备受瞩目。在法纪严格的新加坡开设赌场，是李显龙执政期间最具颠覆性的政策之一。

2005年，李显龙表示，在上海、香港等亚洲大都市的挑战下，新加坡必须“提高国家竞争力，否则会远远落后”。他提出的策略之一是在滨海湾和圣淘沙两地建设度假村和赌场，以发展旅游业。如今，2010年开业的金沙和2011年改建完毕的圣淘沙岛都已成为新加坡的旅游胜地，其中圣淘沙每年接待游客逾2000万人次。2023年扩建完成的樟宜机场T2航站楼则将雨林、瀑布与游乐设施融为一体，使原本已是“世界最佳机场”的樟宜机场成为新的景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室庄嘉颖表示，李显龙在20年任期里相当重视城市发展与更新，同时也将新加坡从制造业为重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这些转变使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都有大幅度增长。《联合早报》近期刊登的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新加坡的名义GDP已增至2004年的3.5倍，人均GDP达到当年的2.4倍，从4.67万新币增至11.38万新币；新币在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中也增值了40%。李显龙在离任前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将新加坡称为“闪光的小红点”，这与上世纪90年代印尼时任总统哈比比轻视“小国”新加坡时的称呼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庄嘉颖也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是李政府的功劳，外部环境也提供了很大助力。李显龙就任的2004年正值全球化进展最快、经济最开放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向外输出资本，刚刚加入WTO的中国则吸收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大量制造业。新加坡作为投融资的“中间人”，帮助了出口资本和进口制造业的经济体进行“配对”，同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再加工后出口至国外。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非常依赖中美等大经济体的合作意愿及彼此间资本、技术与货物的需求。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服务贸易伙伴国均为美国、欧盟和日本，而货物贸易最大的伙伴国是中国，其次是美国。然而，自特朗普2016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发生变化。如今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近年来接连提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等法案，将制造业转移至美国国内及拉美地区。此外，特朗普上任后退出了新加坡一直以来极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中美及其盟友间的经济往来和开放程度不断减少，摩擦不断增加，新加坡能从中获益的机会也逐渐减少。

在学者钟伟伦看来，新加坡作为连接东西方的贸易枢纽，努力对四面八方的机会保持开放，是新加坡国民精神“怕输”（kia-su）的体现。“怕输”一词源自南洋华人常用的闽南语，意为害怕失去机会。2021年，钟伟伦在《外交政策》撰文阐述了新加坡如何在中美之间“走钢丝”，即新加坡每次向美国走近一步时，也会在同领域向中国迈出一步，连军事防务领域也是如此。

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风波频出，国际舆论常常鼓吹让新加坡“选边站”的论调。但黄循财在“接棒”后重申，新加坡未来不会亲美也不会亲中，而是“亲新加坡”（pro-Singapore）。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曾任国会官委议员的陈庆文表示，新加坡坚信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和东亚都有切实的利益，只有两国在该地区发展得好，才能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新加坡未来将与中美两国在投资、贸易、政府间项目、军事防务合作和民间关系上进一步密切往来。

“往后新加坡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还是变得更加独立？未来的发展模式是黄循财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庄嘉颖说。

若将一切数字“平均”下来，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高于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更高。然而，庄嘉颖指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不仅带来正面影响，也导致物价和房价的上升，显著的贫富差距随之出现。

根据瑞士信贷集团2023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新加坡有超过33万名净资产逾百万美元的富人，其中78人拥有超过5亿美元的财富。而另一方面，有79.6万人的净资产少于1.35万美元，这些人占新加坡成年人口的16%。2010年至2023年，新加坡收入最低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从381美元增长至706美元，而收入最高10%群体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则从9669美元增至14803美元，尽管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者，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大学毕业生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的收入中位数是4200新币，是中学及以下学历人士的两倍多。一名清洁工的月收入则在1570新币到2210新币之间。

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之间则是庞大的中产“夹心阶层”。身为学者的庄嘉颖笑言，“（新加坡）经济数字翻倍是很好。但作为一个拿固定工资的人，我的工资并没有翻倍那么多，所以（作为普通人）还是会有压力。”

陈庆文表示，李显龙任期内，因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社会压力增加，因为新加坡“城邦国家”特点而尤为突出。“若一位中国人不喜欢北京、上海的生活压力，可以选择去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农村，但新加坡人别无选择，因为它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邦。新加坡也不可能因为这些负面影响而选择减缓经济增长，否则那会给新加坡、习惯了高生活水平和强劲货币的新加坡人带来什么呢？新加坡若不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就可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人们不再来这里做生意、生活和娱乐。”

因此，陈庆文认为，经济发展对新加坡而言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existential challenge）。为了减少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李显龙政府在过去20年里，通过收入再分配、扩大社会安全网、提高移民门槛等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