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当克林顿还是白宫主人的时候，美国前400名富豪的平均联邦税率接近27%。 在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的201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7%， 比一个收入为10万美元的中产家庭的平均税率稍微高出一点。

2011年，股神巴菲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颇引争议的文章，公布他在2010上缴了694万美元的联邦税，为其总收入的17.4%，（年收入3980万美元），
抱怨说他的税率比办公室其他20个人都要低。

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迫于压力公开了他在2011年的纳税纪录。他当年的总收入为1370万美元， 联邦税率却只有14.1%， 引起公众一阵唏嘘。

美国的税收是累进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而且很多税收减免，都是有收入上限的。超过这个上限，纳税人就失去了利用该减免的资格。那为什么美国那么多超高净值人士的税率会如此之低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一个世界通用的规则。在美国，这些对策背后是一个由财富管理人，税务师，律师和传承规划师组成的庞大的专业队伍。他们凭借对美国税法和诸多离岸法则的深入了解，围绕客户的实际需求，通过利用税法的各种漏洞，最终达到帮助客户节省个人收入税，企业税和传承税的目的。

税务规划是一个非常私人化，技术性含量比较高的服务。它的内容远不是一篇文章能涵盖的。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按照当前的税法规定，如果你有100美元的工资（雇佣收入），那你的联邦税最高可达40多美元。但是，如果这100美元来自你的投资增值，那么你的联邦税最高是前者的一半，20美元。所以有很多规划是以将雇佣收入转换成资产增值收入为目的。

各种离岸产品也是高净值人经常利用的工具。无论是离岸账户，保险，基金，公司等，都是常见的规划方法。

高净值人士里有很多企业家。这些人会有一大部分资产是公司的股权。为了避免将这些资产传给后代的时候产生过多的税务，家庭有限合伙公司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途径。这种方法可以合规合法地将资产折价，从而减少税务支出。

信托在中国作为财富传承的工具还刚刚起步，但在美国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各种各种的信托，更是高净值人士做税务规划不可或缺的强有力的工具。

著名的对冲基金第三点公司的创始人，丹尼尔勒伯，在百慕大投资成立了一家再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转身将资金投资到他本人的基金公司。这种方法不仅将基金短期交易利润的税率从约40%（和雇佣收入税率相同）降到了20%（投资增值税率)，更因为它是离岸公司，所以理论上它的利润可以无限期延迟缴付。

罗姆尼在百慕大, 卢森堡，开曼等地设有不止一个离岸公司。更是有不同的资产分散在不同的信托里。

当然这些服务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超高净值人士有时会支付高达百万美元的规划费用，来节省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税收。 但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税务规划工具。在美国，税务规划，无论对于超级富豪，还是一般中产家庭，都是一项需求极高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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