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捐赠的具体细节与去年实施的“感恩节捐赠计划”相仿：巴菲特向以其前妻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命名的基金会捐赠了150万股，同时，他的三个子女的基金会则各自收到了30万股的捐赠。

依据周一伯克希尔A类股票71.85万美元的开盘价位，今年这笔捐赠的总估值已接近11.5亿美元的大关。

完成此次捐赠后巴菲特仍保留有206,363股伯克希尔A类股份。自2006年他立下捐出99%个人财富的宏愿以来，其持股数量已减少了56.6%。尽管如此，巴菲特依然坐拥高达1300亿美元的资产，稳居全球富豪榜第六位。

相较于其频繁的捐赠行动，巴菲特今年在致股东信中展现的关于身后财富规划的深度思考更为引人关注。信中，他首先探讨了富裕家庭如何向子女分配财产的问题。

他提到，在前妻苏珊2004年离世后，其遗产中的30亿美元，除了96%捐赠给共同设立的基金会外，其余部分则平均分配给三个孩子，每人获得1000万美元，这是他们首次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大额馈赠。这一安排体现了巴菲特夫妇的信念：给予子女足够的财富去追求梦想，但又不至于让他们失去奋斗的动力。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巴菲特在今年6月宣布了对遗嘱的重大修改：他去世后，所有剩余资产将注入一个由三个孩子共同管理的全新慈善信托基金，且资金的运用需得到三人的一致同意。同时，他宣布将停止向老友比尔·盖茨基金会捐款。

在周一的信中，巴菲特自豪地表示，孩子们在慈善领域的成就已超越他的期望，并透露他们将在自己离世后逐步分配伯克希尔持股，这些持股占其总财富的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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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设立“一致同意”条款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学会拒绝不必要的请求，成为巨额财富的管理者往往意味着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致同意”原则让孩子们能够迅速而坚定地拒绝不合时宜的捐赠请求，减轻负担，提升生活质量。

他强调，他和芒格亲眼目睹了许多因遗嘱问题而分裂的家庭，而事先的沟通往往能避免此类悲剧，甚至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感。他问道，还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谐更加令人感到满足呢？

巴菲特在近期的一封公开信中坦言，长寿亦有其不利之处：自2006年他许下捐赠誓言以来，到如今，他三位子女的预期余生已显著缩减，他们当前的年龄分别是71岁、69岁和66岁。

这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明确指出，他从未有意构建一个世代相传的家族财富帝国，也未制定超越子女辈分的财富规划。他对三个子女有着充分的了解和信任，但对于更远的后代，情况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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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巴菲特子女的年龄已不算年轻，而他们负责分配的这笔巨额财富，其管理周期可能会超出他们的生命长度。

巴菲特在信中透露，他已经选定了三位潜在的“继承受托人”。这些人相对年轻，是巴菲特孩子们所熟识的，并且得到了全家的认可。尽管他并未公开这些受托人的具体身份，但强调他们都在“备选阵容”之中，同时，他仍然希望自己的三个孩子能够亲自参与财富的分配过程。

在巴菲特深思熟虑的财富传承规划中，一个关键而创新的举措是设立信托基金，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他对家族责任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对长远慈善愿景的精心布局。面对子女年岁渐长及未来财富管理的复杂性，巴菲特巧妙地通过指定潜在的“继承受托人”，为信托基金的管理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智慧，确保这份庞大的财富能够在世代交替中继续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影响力。

家族信托作为一种高效的金融工具，其优势在于能够保障财富的独立性与安全性。简而言之，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负债不牵连、离婚不分割、法院难执行以及后代合理管控财富的目的，这些正是家族信托最基本且核心的功能所在。

即便如巴菲特这样的商业巨擘面临破产困境，其设立的家族信托基金也能保持独立运作，不受外界风波的影响。这是因为信托基金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直接清算其本金以偿还债务，从而确保了家族财富的安全与传承。

信托基金，这一基于信用委托的金融工具，正逐渐成为大资产人士在财富传承与资产避险领域的优选。其核心在于，委托人通过契约或遗嘱，将财产权利转交给受托人，从而确保财产按照设定的条件和范围进行占有、管理、使用和收益处理。这一机制不仅为委托人提供了灵活的管理空间，更为受益人的利益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财富传承方面，信托基金相较于传统的遗嘱安排，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优势。随着税务规划、家庭财富传承以及资产避险等需求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倾向于提前设立信托基金，以确保其财富在传承过程中的长期保值和增值。家族信托作为信托基金的一种常见形式，更是受到了众多富豪的青睐。

在中国，尤其是富豪群体中，离岸信托基金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将股权、房产等资产转入离岸信托公司，富豪们可以创造出强大的资产保护屏障。这些资产在转移瞬间即归属于离岸信托，从而避免了在国内发生各种情况时可能受到的影响。例如，融创中国董事长、京东创始人以及阿里巴巴创始人等，都选择了通过离岸信托来持有其部分或大部分资产。

离岸信托之所以受到顶级富豪们的青睐，主要得益于国外相对宽松和完善的信托法律环境。与国内信托相比，英美等国的信托法律更加成熟，税收制度更加灵活，监管制度也更加健全。这使得离岸信托在资产保护、税务规划以及财富传承等方面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优势。

此外，离岸信托还为富豪们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管理方式。通过将资产转入离岸信托，富豪们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设立信托机构，并通过其他方式管理这些信托资产。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将财产定向分配给指定的受益人，从而实现了对财富的精准控制。

提及家族信托基金，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它是富二代的保护伞。特别是当富豪们选择离岸信托时，这种保护作用尤为明显。通过将资产转移到离岸信托中，富豪们能够确保自己的财产在国内外各种法律、经济风险中保持相对独立，为后代提供一个更为安全的财富环境。

家族信托并非一个简单的产品，而是一种复杂的法律架构。它通常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一系列资金分配规则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信托中的资金并不是直接交给信托公司，而是由委托人选择一家银行开设私人账户作为托管账户，信托公司则代为管理这个托管账户中的资金。

在中国，设立家族信托的门槛相对较高。一般来说，起步资金需要达到1000万，而最低门槛也通常为300万现金加上保单。家族信托的主要特点是资金量大、持续时间长。

离岸信托在中国的作用尤为突出。首先，它能够实现资产隔离。由于信托是一个独立的财产实体，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婚姻问题等原因导致的家族财富分割。对于富豪们来说，离婚的概率相对较高，而一旦离婚，信托中的资产就与另一方无关，无需担心财产被平分。

其次，离岸信托为财产传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资产的积累，财富的传承成为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家族信托本身就是一种理财方式，通过委托人将财产托管给受托人，实现对财富的有效管理和分配。如果继承人挥霍无度，信托基金可以对受益人进行强制限制，确保他们每个月只能获得固定的资金。

此外，离岸信托还具有私密性。随着财富的积累，个人隐私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离岸信托的私密性使得富豪们能够在相对保密的环境中管理财产，而国外信托法律的成熟性则为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保障。

更重要的是，离岸信托有助于规避风险。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股权质押或经营不善时，企业家可能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而离岸信托通过将财产独立运作，形成独立的资产实体，使得个人不因公司破产而遭受财务破产的风险。近年来，因企业债务危机、股权质押、经营不善而退市或倒闭的案例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设有离岸家族信托，个人就不会因为公司破产而破产。因此，越来越多的富豪选择借助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来规避风险。

此外，离岸信托还可能涉及税务问题。例如，小米上市后，雷总将所有股份托管给方舟信托，受益人为雷总及其家人。原本雷总持有的股份如果分红，需要在内地缴税。但现在由于受益人不止雷总一个人，且其他受益人可能不是中国大陆税务居民，因此税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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